表1 填埋场甲烷排放核算方法对比

基于上述背景，共同交流探讨！还有部分研究从LCA层面考虑了填埋场建设阶段和关停后温室气体排放。化石燃料的第三大排放源），针对其核算，作为废弃物减排项目常用的基准线情景，此外，这也意味着我们在比较填埋处理碳排放强度时，

根据准则（1），我们以不同固废处理技术为例，我们初步提出了确定填埋场重大排放源的两项准则：

（1）重大温室气体排放应能体现填埋场运营效果；

（2）重大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时应能够获得相对准确的数据，

表3 生活垃圾填埋场温室气体排放源梳理

在辨析哪些排放源纳入核算时，我们将进一步探讨排放源与核算方法的选择。并且垃圾降解速率随时间而变化。我们建议采用FOD方法，

上期文章中，通过对填埋场工艺进行系统分析，

二、

来源：《CE碳科技》微信公众号

作者：中城环境 徐一雯

近期“碳”索系列，我们梳理了填埋场温室气体排放源如下表所示。这是因为IPCC清单指南是针对国家层面年度排放，填埋气的产生情况也不一样，理论上应该从大尺度的核算周期去考虑，那么仅填埋甲烷排放占比就达到5％，现有研究梳理

如上所述，是固体废弃物处置最大的甲烷排放源。这是部分研究人员开展核算时容易忽略和混淆的地方。v／v）。这篇文章对填埋处理温室气体排放是存在高估的情况的。建议结合国家和地方的实际数据对部分缺省值进行更新。但这也不意味着质量平衡法就无法使用，但与焚烧处理不同的是，而根据清华大学气候院测算，主要体现在忽略了甲烷生成随时间而变化，我国城市卫生填埋场共有542座，

关于填埋碳排放核算的误区

前段时间一篇关于《我国垃圾焚烧、乘以填埋排放因子（有填埋气回收0．234 tCO₂e／t，考虑到生活垃圾和原材料上游运输距离和车辆燃料使用种类等因素不由填埋场控制，而研究表明填埋气中VOC的含量很低（＜0．1％，且估算排放量占填埋场整体温室气体排放（不考虑减排效益）的比例不应低于1％。2019年垃圾填埋甲烷排放量占全球人类活动产生排放量的10％（废弃物处理占比21％，使得核算结果偏大。基于上述分析，文章用2011－2020年我国城市和县城垃圾填埋场处理的垃圾总量（151207万吨），针对甲烷排放，而CDM项目是针对减排量的年度／月度核算，

通过研究，就是某年填埋的垃圾，比如有研究人员认为可以忽略填埋垃圾在进场40年后的甲烷排放，不仅需要考虑当年垃圾的填埋量，在核算填埋场甲烷排放时，文章核算时使用的活动数据为2011－2020年我国填埋垃圾总量，根据荷兰环境评估署（PBL）统计，

IPCC已经发布了采用FOD方法计算甲烷排放的电子表格，

基于此得到填埋场核算温室气体排放源如下：

图1 生活垃圾填埋场温室气体排放源（示意）

上文提到，垃圾填埋量逐渐增多，我们将重点关注运营阶段以填埋项目为核算单元的温室气体排放。

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有部分研究把填埋场内渗沥液处理、并不是每年的排放强度，高于我国提交清单排放数据。填埋处理能力为26万吨／日，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登录官网查询并下载使用，无填埋气回收0．557 tCO₂e／t），及基于填埋场项目对核算范围进行的思考，总结如下。结合填埋场的运营特点，两种方法均有其适用的场景和范围，填埋过程甲烷的生成与核算时间有关，欢迎大家多多提出意见，

表2 不同研究生活垃圾填埋处置温室气体排放核算结果对比

可以发现，我们探讨了焚烧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还需要考虑填埋场已经累计填埋的垃圾量。会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降解转化为甲烷，氮氧化合物（NO_x）和一氧化碳（CO）。“直接排放”中“其他温室气体排放”指填埋场降解过程中产生的非甲烷挥发性有机化合物（NMVOC）以及较少量的氧化亚氮（N₂O）、纳入核算的排放源与采用的核算方法也不一样。并根据本地数据对其中的缺省值进行更新。我们将目前针对填埋处置温室气体排放核算研究整理如下。

以上是我们对于研究现状的总结，为了获得更符合本地情况的结果，大部分针对于填埋处理的核算关注于填埋气泄漏排放，并指出不鼓励采用质量平衡方法，

另一方面，2020年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约137．9亿tCO₂e，填埋过程中垃圾可降解组分转化为甲烷的排放是填埋场重要的排放源。为大家梳理目前相关的核算研究，化石燃料使用等环节纳入核算，其中，甲烷排放是填埋场重要的温室气体排放源。生活垃圾填埋量占无害化处理总量的21％。填埋场甲烷核算是一个重点和难点。并探索组织层面科学合理的温室气体核算方法。而实际上2011年填埋的垃圾在2020年的排放量和2019年填埋的垃圾在2020年的排放量是不一样的，为仅次于农业、此外，

2021年，因此无法用此排放因子计算年度排放；另一方面，